第60章
严萍听了，抖着胸脯一下子笑了，说：“回答得真聪明，我说啦！”
江涛说：“你说吧！”
严萍迟疑着，走了五十步远，才说，“我嘛，想革命。”
江涛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严萍说：“因为你革命。”
说到这里，两个人又沉默地走了一百步。沉默压得人的胸膛透不过气来。在夜暗里，严萍射出闪亮的眼光，有力的逼着江涛问：“嗯？”
江涛说：“我介绍你参加革命救济会。”
严萍问：“和共产党一样？”
江涛说：“离着近点，是个赤色团体。你可以动员人力财力帮助革命，挽救被难的同志们。”
严萍问：“我为什么不能参加ＣＰ？”
江涛说：“论你积极工作，你可以参加，论起你的阶级和成份，你还需要在群众团体里锻炼锻炼。”
严萍听着，紧绷的胸脯松弛开来，说：“自从城里开会回来，激动得浑身发热呀！跳呀，心里老是在跳！”她语音愉快而响亮：“人，生在天地间，应当做一番有益于人类的事业！”
江涛紧接着说：“是的！我们不能白在世界上走一遭。”
走到大严村，他们从冰雪上踏过，脚下发出焦脆的响声。严萍敲门进去，又回过头来，和江涛握了一下手。江涛看着严萍进去，又在梢门底下呆呆立了片刻，才冒着夜暗走回来。
天明了，人们出来拜年。大贵二贵在街上撞见伍老拔，先拱手作揖，再趴下磕头。说：“恭喜大叔！反割头税胜利了。”伍老拔笑嘻嘻地说：“胜利了，孩子们！再有这么个好年头，给你们一人娶个新媳妇。”哥俩走进朱老星的小屋里，他正坐在炕沿上抽烟，大贵说：“大叔！斗争胜利了，夜里可安静？”朱老星说：“大年夜还安静，就是半夜里有狗叫，叫了几声又停住。”又呲牙笑笑说：“看吧，革命就要成功了，孩子们有吃有穿！”街上，小顺、小囤、庆儿，一群小伙子们沿门磕头。到了朱老忠家里，进门跪在地上，说：“老忠大伯，给老人家磕个胜利头。”朱老忠说：“孩子们忙起来，地上脏呀！”说着，把花生掖在孩子们衣袋里，端起一盅热酒，说：“来，小伙子们！喝个胜利酒儿吧！”
第四十节
江涛到忠大伯、明大伯、朱老星、伍老拔家里拜过年，到舅舅家磕了头，又到大刘庄、小刘庄、李家屯亲戚朋友家去拜年。拜着年，宣传反割头税的胜利。
正月十四那天，他到贾老师家去，给乍蓬胡子老爷爷磕了头，老人在牛屋里接待他。他向贾老师汇报了工作，贾老师批准他在锁井镇一带发展党员，建立支部。给他写了信，介绍他回到保属特委去。贾老师说，锁井区的工作比别区还好。又说：“你学会做工作了，同志！我心上说不出来有多么喜欢，想调你回来工作，你又正在读书的年纪。我好疲累呀，工作多，人手少。请你告诉锁井那些同志们：胜利中会蕴藏着失败，要提高阶级警惕。灾难中也会孕育着胜利，要努力工作。同志！你也要注意：越是在得意的生活里，越要准备迎接突然的不幸。这是我从事革命工作多少年来的经验，如果是有用，希望你多加考虑！”江涛听了贾老师的话，转着大眼睛说：
“是……”
灯节晚上，人们在街上耍着狮子，敲着锣鼓。朱老忠、伍老拔、朱老明、朱老星、大贵，走到江涛家里，盘脚坐在炕头上。涛他娘炒了半簸箕花生来剥着。江涛讲了“共产党是谁们的党”，讲了“一个共产党员的权利和义务”，讲了“党的铁的纪律”。他学着贾老师，找了一张写年联的纸来，剪了个红旗贴在墙上，举行了入党的仪式。从这一天起，朱老忠、朱老明、严志和、伍老拔、大贵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。
开完了会，涛他娘又端上一条盘酒菜。老哥们和大贵、江涛，喝了一会子酒。开门向外一走，是夜黑天，白色的大雪片，从看不见边际的黑夜里，慢悠悠地飘落下来。远处村上，锣鼓声还在叮当响着。
朱老忠说：“这是瑞雪呀，今年一定五谷丰收。”
朱老明说：“哼哼！那是自然！”
天明，张嘉庆来了，说：“冯贵堂告了状，马快班要抓捕反割头税的人们。色红的人们赶快躲躲。”说完了，连饭也没待得吃，踏着满地雪水，去下通知。江涛和严萍，坐上车赶回保定去了。
冯老兰和一起子包税商赔了钱，说什么也不干。冯贵堂熟悉法律，走到保定告到保定，走到天津告到天津。
到了那年夏季，一天晚上，贾老师看了一会学生作业，吹熄了灯，坐在窗前歇凉。远处，护城河里的蛙声呱呱地叫着。张嘉庆骑着车子，从很远的地方赶回来，累得浑身是汗，他掸了掸身上的尘土，拉开抽屉，有贾老师给他留下的菜和馒头。贾老师看他吃完了饭，拉把椅子，叫他坐下一块喝茶。说：
“嘉庆！你要离开这里……”
张嘉庆问：“怎么，出了什么事情？”他睁开大眼睛问。
贾老师说：“不，这是不得已的。反割头税以后，冯老兰抗交税款，县政府不答应。冯贵堂到省政府告了咱们一状，连县长都告上，说他‘镇压反割头税运动不力’。县长给省政府上了禀帖，说冯老兰‘玩忽国法，抗交税款’。冯老兰收不到税，赔了本钱，就要设法抵赖包价。省政府勒令县政府追交，一下子把冯老兰扣在县政府里。老家伙恼羞成怒，又告了咱们一状，这一状告在我、你和江涛头上。告的是‘共党煽惑民众，抗纳税款，造成国家财政上的损失’。这样一来，问题就严重了……”
张嘉庆问：“那可怎么办呢？”
贾老师说：“起先，县政府里的‘同志’们把这件公文压下，教育局的‘同志’们也设法疏通。由于农民运动的高涨，省政府指令县政府追查，要‘缉捕到案，严行法办’！我们只得避开了，县政府里有你、我和江涛的红名单。”
张嘉庆问：“哪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”
贾老师说：“江涛已经回到保定，你也要离开这里！”
张嘉庆听得说，立时睒了眼睛，说：“贾老师！我不能离开你。你知道，我没了家，没了父亲。母亲是一个花钱买来的姨太太，她疼我，爱我，同情我。可是她在家庭里没有一点地位，除了眼泪，什么也不能帮助我。张家已经把她赶出来，也不知道上那里去了。我跟你在一块，你就是我的父亲，我也不再想母亲。贾老师！你把我引上革命的道路，我就依靠你。我愿为党、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到底。我决不犹豫，决不动摇，也没有第二条路走！你不相信我的话……”说着，他把钮扣嗤地一声捋开了，用手挖着心窝，说：“把我的心拿出来叫你看看！……”
贾老师听到这里，慢慢从椅子上站起来。肃穆的脸上，射出亮晶晶的光亮。不等张嘉庆说完，他说：“嘉庆！我知道你的苦楚，别说了，再说就疼坏我了！你放心，你是党教育出来的孩子，党不能放开你不管！可是我要批评你，你应该依靠党，依靠组织。离开家，党组织就是你的家。没了亲人，每一个党组织都有负责人，你要依靠他们，懂得吗？”贾老师在政治生活里，一向是严谨的。若是看到那个同志有一点糊涂思想，就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。当他看到立在眼前的，还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，就不再批评他。
张嘉庆说：“依靠党，依靠组织，我是知道的。当我每次下乡，在路上走着的时候，一想到这里有这样一座母校，两条腿就走得更快一点。一想到贾老师坐在这间屋子里，就象母亲在这里等待我。我也想过，生我的是母亲，教养我成长起来的是党。依靠组织，服从组织，我明白。但是，这个原则要和母亲一样的人结合起来，我就能更好地进行工作，因为你深知道我的缺点和优点。”说着，他的眼眶里涌出泪花。张嘉庆是个硬性子人，向来没有哭过，为了这件事情，眼上再也啃不住眼泪了。
自从张嘉庆在河南区领导了秋收运动，他的父亲大发脾气。一天早晨，趁着张嘉庆还没起炕，叫了左邻右舍，叫了家族长，搬了铡刀来，放在台阶上。老头子敲着门，呐喊了一声，说：“嘉庆，你出来！”母亲走出来一看，阵势不好，连忙走回去哭着把他拍醒，说：“儿！好儿！你快逃活命吧！”张嘉庆猛地醒过来，从炕上跳起来，听说父亲要铡他，扔蹦跳上窗台，踩断窗棂，跳上屋顶逃走了。反割头税运动以后，冯老兰又撺掇张嘉庆的父亲，在衙门里告了张嘉庆一状，说他忤逆不孝，登报脱离了父子关系。这样一来，张嘉庆就成了职业革命者，帮助贾老师检查工作、指示工作，写钢板跑交通，成了党委机关有力的助手。他白天出去工作，晚上回来，和贾老师睡在一个屋里，冬天睡在一张床上，夏天睡在贾老师的办公桌上。有时回到自己村里，也不过在同志们家里住几天，求人把母亲叫出来说会话。母亲也只有对着亲生的儿子流一会子眼泪。后来他跑工作到了家乡一带，说起张飞同志，凡是穷人，到了那家那家高兴，到了那村那村欢迎。
贾老师看得出来，张嘉庆自从离开家庭，把几件衣裳都穿得破破烂烂。他出去工作的时候，不能按时吃饭，偷偷地藏在农民的小屋子里，这个同志送块饼子，那个同志端碗稀粥。到了工作薄弱的地方，就一天吃不到饭，饥一顿饱一顿地过来。到了工作没有基础的地方，晚上不敢住在村里，宿在漫洼野地，睡在秫秸堆里。在机关里的时候，依靠同志们从伙房里偷几个馒头来吃。在饭铺里吃饭，他舍不得花钱，也只能吃个半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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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涛说：“你说吧！”
严萍迟疑着，走了五十步远，才说，“我嘛，想革命。”
江涛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严萍说：“因为你革命。”
说到这里，两个人又沉默地走了一百步。沉默压得人的胸膛透不过气来。在夜暗里，严萍射出闪亮的眼光，有力的逼着江涛问：“嗯？”
江涛说：“我介绍你参加革命救济会。”
严萍问：“和共产党一样？”
江涛说：“离着近点，是个赤色团体。你可以动员人力财力帮助革命，挽救被难的同志们。”
严萍问：“我为什么不能参加ＣＰ？”
江涛说：“论你积极工作，你可以参加，论起你的阶级和成份，你还需要在群众团体里锻炼锻炼。”
严萍听着，紧绷的胸脯松弛开来，说：“自从城里开会回来，激动得浑身发热呀！跳呀，心里老是在跳！”她语音愉快而响亮：“人，生在天地间，应当做一番有益于人类的事业！”
江涛紧接着说：“是的！我们不能白在世界上走一遭。”
走到大严村，他们从冰雪上踏过，脚下发出焦脆的响声。严萍敲门进去，又回过头来，和江涛握了一下手。江涛看着严萍进去，又在梢门底下呆呆立了片刻，才冒着夜暗走回来。
天明了，人们出来拜年。大贵二贵在街上撞见伍老拔，先拱手作揖，再趴下磕头。说：“恭喜大叔！反割头税胜利了。”伍老拔笑嘻嘻地说：“胜利了，孩子们！再有这么个好年头，给你们一人娶个新媳妇。”哥俩走进朱老星的小屋里，他正坐在炕沿上抽烟，大贵说：“大叔！斗争胜利了，夜里可安静？”朱老星说：“大年夜还安静，就是半夜里有狗叫，叫了几声又停住。”又呲牙笑笑说：“看吧，革命就要成功了，孩子们有吃有穿！”街上，小顺、小囤、庆儿，一群小伙子们沿门磕头。到了朱老忠家里，进门跪在地上，说：“老忠大伯，给老人家磕个胜利头。”朱老忠说：“孩子们忙起来，地上脏呀！”说着，把花生掖在孩子们衣袋里，端起一盅热酒，说：“来，小伙子们！喝个胜利酒儿吧！”
第四十节
江涛到忠大伯、明大伯、朱老星、伍老拔家里拜过年，到舅舅家磕了头，又到大刘庄、小刘庄、李家屯亲戚朋友家去拜年。拜着年，宣传反割头税的胜利。
正月十四那天，他到贾老师家去，给乍蓬胡子老爷爷磕了头，老人在牛屋里接待他。他向贾老师汇报了工作，贾老师批准他在锁井镇一带发展党员，建立支部。给他写了信，介绍他回到保属特委去。贾老师说，锁井区的工作比别区还好。又说：“你学会做工作了，同志！我心上说不出来有多么喜欢，想调你回来工作，你又正在读书的年纪。我好疲累呀，工作多，人手少。请你告诉锁井那些同志们：胜利中会蕴藏着失败，要提高阶级警惕。灾难中也会孕育着胜利，要努力工作。同志！你也要注意：越是在得意的生活里，越要准备迎接突然的不幸。这是我从事革命工作多少年来的经验，如果是有用，希望你多加考虑！”江涛听了贾老师的话，转着大眼睛说：
“是……”
灯节晚上，人们在街上耍着狮子，敲着锣鼓。朱老忠、伍老拔、朱老明、朱老星、大贵，走到江涛家里，盘脚坐在炕头上。涛他娘炒了半簸箕花生来剥着。江涛讲了“共产党是谁们的党”，讲了“一个共产党员的权利和义务”，讲了“党的铁的纪律”。他学着贾老师，找了一张写年联的纸来，剪了个红旗贴在墙上，举行了入党的仪式。从这一天起，朱老忠、朱老明、严志和、伍老拔、大贵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。
开完了会，涛他娘又端上一条盘酒菜。老哥们和大贵、江涛，喝了一会子酒。开门向外一走，是夜黑天，白色的大雪片，从看不见边际的黑夜里，慢悠悠地飘落下来。远处村上，锣鼓声还在叮当响着。
朱老忠说：“这是瑞雪呀，今年一定五谷丰收。”
朱老明说：“哼哼！那是自然！”
天明，张嘉庆来了，说：“冯贵堂告了状，马快班要抓捕反割头税的人们。色红的人们赶快躲躲。”说完了，连饭也没待得吃，踏着满地雪水，去下通知。江涛和严萍，坐上车赶回保定去了。
冯老兰和一起子包税商赔了钱，说什么也不干。冯贵堂熟悉法律，走到保定告到保定，走到天津告到天津。
到了那年夏季，一天晚上，贾老师看了一会学生作业，吹熄了灯，坐在窗前歇凉。远处，护城河里的蛙声呱呱地叫着。张嘉庆骑着车子，从很远的地方赶回来，累得浑身是汗，他掸了掸身上的尘土，拉开抽屉，有贾老师给他留下的菜和馒头。贾老师看他吃完了饭，拉把椅子，叫他坐下一块喝茶。说：
“嘉庆！你要离开这里……”
张嘉庆问：“怎么，出了什么事情？”他睁开大眼睛问。
贾老师说：“不，这是不得已的。反割头税以后，冯老兰抗交税款，县政府不答应。冯贵堂到省政府告了咱们一状，连县长都告上，说他‘镇压反割头税运动不力’。县长给省政府上了禀帖，说冯老兰‘玩忽国法，抗交税款’。冯老兰收不到税，赔了本钱，就要设法抵赖包价。省政府勒令县政府追交，一下子把冯老兰扣在县政府里。老家伙恼羞成怒，又告了咱们一状，这一状告在我、你和江涛头上。告的是‘共党煽惑民众，抗纳税款，造成国家财政上的损失’。这样一来，问题就严重了……”
张嘉庆问：“那可怎么办呢？”
贾老师说：“起先，县政府里的‘同志’们把这件公文压下，教育局的‘同志’们也设法疏通。由于农民运动的高涨，省政府指令县政府追查，要‘缉捕到案，严行法办’！我们只得避开了，县政府里有你、我和江涛的红名单。”
张嘉庆问：“哪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”
贾老师说：“江涛已经回到保定，你也要离开这里！”
张嘉庆听得说，立时睒了眼睛，说：“贾老师！我不能离开你。你知道，我没了家，没了父亲。母亲是一个花钱买来的姨太太，她疼我，爱我，同情我。可是她在家庭里没有一点地位，除了眼泪，什么也不能帮助我。张家已经把她赶出来，也不知道上那里去了。我跟你在一块，你就是我的父亲，我也不再想母亲。贾老师！你把我引上革命的道路，我就依靠你。我愿为党、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到底。我决不犹豫，决不动摇，也没有第二条路走！你不相信我的话……”说着，他把钮扣嗤地一声捋开了，用手挖着心窝，说：“把我的心拿出来叫你看看！……”
贾老师听到这里，慢慢从椅子上站起来。肃穆的脸上，射出亮晶晶的光亮。不等张嘉庆说完，他说：“嘉庆！我知道你的苦楚，别说了，再说就疼坏我了！你放心，你是党教育出来的孩子，党不能放开你不管！可是我要批评你，你应该依靠党，依靠组织。离开家，党组织就是你的家。没了亲人，每一个党组织都有负责人，你要依靠他们，懂得吗？”贾老师在政治生活里，一向是严谨的。若是看到那个同志有一点糊涂思想，就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。当他看到立在眼前的，还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，就不再批评他。
张嘉庆说：“依靠党，依靠组织，我是知道的。当我每次下乡，在路上走着的时候，一想到这里有这样一座母校，两条腿就走得更快一点。一想到贾老师坐在这间屋子里，就象母亲在这里等待我。我也想过，生我的是母亲，教养我成长起来的是党。依靠组织，服从组织，我明白。但是，这个原则要和母亲一样的人结合起来，我就能更好地进行工作，因为你深知道我的缺点和优点。”说着，他的眼眶里涌出泪花。张嘉庆是个硬性子人，向来没有哭过，为了这件事情，眼上再也啃不住眼泪了。
自从张嘉庆在河南区领导了秋收运动，他的父亲大发脾气。一天早晨，趁着张嘉庆还没起炕，叫了左邻右舍，叫了家族长，搬了铡刀来，放在台阶上。老头子敲着门，呐喊了一声，说：“嘉庆，你出来！”母亲走出来一看，阵势不好，连忙走回去哭着把他拍醒，说：“儿！好儿！你快逃活命吧！”张嘉庆猛地醒过来，从炕上跳起来，听说父亲要铡他，扔蹦跳上窗台，踩断窗棂，跳上屋顶逃走了。反割头税运动以后，冯老兰又撺掇张嘉庆的父亲，在衙门里告了张嘉庆一状，说他忤逆不孝，登报脱离了父子关系。这样一来，张嘉庆就成了职业革命者，帮助贾老师检查工作、指示工作，写钢板跑交通，成了党委机关有力的助手。他白天出去工作，晚上回来，和贾老师睡在一个屋里，冬天睡在一张床上，夏天睡在贾老师的办公桌上。有时回到自己村里，也不过在同志们家里住几天，求人把母亲叫出来说会话。母亲也只有对着亲生的儿子流一会子眼泪。后来他跑工作到了家乡一带，说起张飞同志，凡是穷人，到了那家那家高兴，到了那村那村欢迎。
贾老师看得出来，张嘉庆自从离开家庭，把几件衣裳都穿得破破烂烂。他出去工作的时候，不能按时吃饭，偷偷地藏在农民的小屋子里，这个同志送块饼子，那个同志端碗稀粥。到了工作薄弱的地方，就一天吃不到饭，饥一顿饱一顿地过来。到了工作没有基础的地方，晚上不敢住在村里，宿在漫洼野地，睡在秫秸堆里。在机关里的时候，依靠同志们从伙房里偷几个馒头来吃。在饭铺里吃饭，他舍不得花钱，也只能吃个半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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